也许正是由于寻求这种支持和保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女性选择配偶，一般不像男子那么注重相貌和贞洁，而趋于重视身高、健壮、财产，以及现代社会的学历、地位等一般说来大致但不一定代表了男子的保护和养育能力的东西。
在这一方向的指引下，人们最先否弃了受到较强限制的基本权利优先说，改采受到较弱限制的基本权利优先说。但这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故当一般法律保留或者特别法律保留基本权利所设之限制传递给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时，无疑也提高了它的保护力度。相关批评可见谢立斌：中德比较宪法视野下的人格尊严——兼与林来梵教授商榷，《政法论坛》2010年第4期，第5367页。此外，累加适用能够确保个案所关涉的全部问题得到讨论，降低争议发生的可能性。但就个案关联性，尤其是就个案的情境艺术展而言，主张第47条似更妥当。[51]设若公职人员违法行使职权致甲死亡，则甲的近亲属可依照《国家赔偿法》第34条第1款第3项第1句获得赔偿。
即便如此，也不意味着基本权利的价值位阶丧失了存在的价值。虽然在抽象层面上，无论主张哪项基本权利均旨在挑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4条的合宪性，但从论证思路来看，两者则存在较大的差异：(1)基于性自主权展开的论证，可能会得出两个不同的结论：一是性交易违法化本身违宪，故系争规范违宪无效，二是性交易违法化合宪，从而需要进一步讨论限制措施的合宪性问题。这个问题笔者已有过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第二，从立法的环节上看，人大的主导已然是全过程主导，一部法从规划立项到起草再到审议，几乎都由人大主导。[3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社2014年10月24日。四中全会决定、立法法和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发挥人大主导作用后，在各方的热议推进中，这种拔高和扩大理解的苗头已经显露。那么，能否对这四项职权进行扩充理解，推导出有制定立法规划计划的含义呢？恐怕也很困难。
应当说，李建国对这一背景的阐述是中性的，没有明确的针对部门的批评性指向。政治法律方面的官方用语，应当十分严谨准确，符合汉语的常规要求。
主导一词的汉语内涵与人大行使职权的特点明显不相符，建议有关方面要么对这一用语做适当界定，要么逐渐减少使用，要么在适当时候更换用语。而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国家权力机关，除了由它们的组成人员进行表决形成意志之外，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又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和个人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们，那么，在这样的合议机关中，如果没有进行表决，所谓立法的主导意见又从何而来？而没有主导意见，合议机关又谈何主导立法呢？ 第三，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的哪些环节能发挥主导作用？2015年9月上旬，张德江委员长在广东调研强调发挥人大立法主导作用时，要求人大及其常委会把握立项、起草、审议等关键环节，形成立法工作合力，[35]也即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在立法的关键环节发挥主导作用，强调的是关键环节。四是，应当重视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的起草力量。但如果这两个主体可以主导立法，就会出现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在立法表决的结果出来之前，人大及其常委会如何预知表决结果，并将立法活动向这一结果加以引导推动？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立法活动至少由提出议案、审议和表决三个关键性程序组成，在这三个程序中，提出议案的主体众多，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又分散于各个方面，代表委员们的观点意见在审议过程中可能各不相同，即使到了表决阶段，很多时候也各不相同，那么，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由个体代表委员组成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又如何预知立法结果并从一开始就对立法活动进行主导呢？ 第二，按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要求，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合议机关，它的常务委员会也是合议机关，两者行使职权的共同特点是，集体有权，个人无权，也即集体行使职权，一人一票，委员长或者人大常委会主任也只有一票表决权。
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在立法中的积极作用，为人大主导立法创造条件，是必要的，但应当避免将这种积极作用的发挥等同于人大主导立法。经过了法定程序，人大形成的主导性意见可能与党的主张完全一致，这样就可以顺利制定法律。[28] 参见陈丽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防止部门争权诿责部门利益法定化，充分发挥人大立法主导作用》，《法制日报》2015年2月12日。如果将人大主导和人大及其常委会主导等同起来表述，大体还能站得住，因为两者都是权力机关，常委会又是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经常可以交换合并表述。
人大的改革性立法，应当凝聚和代表社会共识，是多数真实意见形成的定论，而不能是严重裂痕和分歧的产物，或者为虚假多数意见所掩盖的裂痕和分歧的产物，更不能因缺乏科学预见而引起事后的纷争乃至分裂。[22]这与前面李建国所述的背景大体相同。
前述2014年王晨对部门问题的表述是，需要各相关方面共同配合，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方利益的影响。而一部法的草案，部门还没有起草，有一方就先入为主地认为它有部门利益，或者要防止它的部门利益，因而要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来组织起草或者提前介入起草，从道理上能否讲得通？是否缺少了对部门必要的尊重？ 三是，人大本身也是部门，它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更是具体的部门，那么，它们有没有自身的部门利益或者说难免有不正的部门利益？而其他部门为争取自己的不正当利益，有没有可能向人大渗透，通过人大的部门对立法施加影响呢？ 四是，对于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人大不宜过于指摘它的部门利益，因为如果这样，被指摘的部门可能就会提出，这个法律不是你人大审议通过的吗，人大为什么在审议修改时不消除部门利益，却在表决通过后来批评部门利益？ 五是，如果不能通过改革的手段，从体制上扼制消除滋生部门不正当利益的土壤，光靠人大在立法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一些体制机制，恐怕是治标不治本，未必能解决问题。
[6] 参见王晨：《在新起点上切实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载《中国人大》2014年第19期。现在，一提人大主导立法，引领推动改革，有的观点很容易认为，人大内部的有关组织主动提出议案，就是主导立法的好方式。[33]这就涉及两个用语，即人大主导和人大及其常委会主导，而人大主导和人大及其常委会主导所包含的主体范围是有很大差别的。在前述2011年全国地方立法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李建国说，法律体系形成以后，当前迫切需要修改或者新制定的法律法规，大多综合性较强，往往涉及诸多方面的利益关系，涉及多个部门的工作和体制机制，立法工作难度会越来越大，面对新情况新问题，要思考如何更好地发挥人大的主导作用。[10] 材料三：由委员长会议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2016年工作要点所说的人大主导包括：健全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起草重要法律草案机制。李建国在2015年向全国人大会议所做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所说的主体，不仅包括人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还特别强调要发挥全国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
从道理上讲，谁提案、谁起草，应当站得住，可以说，起草本身就是提案主体的一项职权。但实践中，常委会似乎从来没有对某一立法规划计划如何落实，作出过具体决议决定。
修改后的立法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等形式，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统筹安排，即在立法中发挥主导作用。人大不能为实现某一改革目标，在缺乏动议者的情况下，主动去寻找动议者，或者干脆自己既当动议者，又当审议和表决者。
[31] 参见陈甦：《人大充分发挥立法主导作用的生动典范》，载《中国人大》2016年第14期。对这些问题，前述2011年李建国的表述是立法涉及诸多方面的利益关系，涉及多个部门的工作和体制机制。
[15] 李适时：《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载《中国人大》2014年第20期。这时候，受人大之外有关部门指派，来听取意见、介绍情况和回答询问的部门工作人员，对该问题做出颠覆常委会组成人员认识的说明解释，改变了立法表决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立法活动中的主导者实际就类似一部影视剧的导演，其任务是组织、协调、引导、推动参与立法活动的各方，去实现主导者预期的目标。当然，人大的代表团或者代表和常委会委员联名提出改革的立法议案，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提案往往是分散的、自发的。
发挥地方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是必要的。在克服部门利益和发挥引领推动作用等立法中，如何把握人大主导的内涵与界限，需要慎重研究。
这里主要以立法规划计划为例进行讨论。所以，我们习惯说行政主导，并将行政主导与首长负责制联系起来（比如，在特别行政区实行行政主导）。
[2] 窦树华主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鉴2012年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95-196页 [3] 窦树华主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鉴2013年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39页。实际上，所谓人大或者人大及其常委会，很多时候是一个虚拟的、模糊的泛称，作为合议机关，它不可能在立法程序的每一个环节都采取集体行动，主导立法进程，如果说立法有一个主导的话，那么，在不同的环节中，这个主导的主体很可能会有所不同。
第五，人大常委会能否通过立法规划计划主导立法工作？现在，立法规划计划被视为人大常委会主导立法的重要抓手，但立法规划计划性是行政性的，无论人大还是它的常委会都不适宜事先审议通过一个规划或者计划，然后用来约束要求各个立法参与主体。那么，在党中央提出重大改革主张，并建议上升为国家法律的过程中，人大应当做什么？现在有一种倾向性观点，认为党中央提出什么，人大就赞成表决什么，党中央要改革，人大就迅速跟进，制定相关法律。按理说，常委会要通过立法规划计划安排立法工作，这个规划计划就应当由常委会审议通过。第四，关于地方人大主导经验的一些做法和提法，是否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要求和立法规律，容易引人怀疑。
然后他说了两个具体的主导措施，一个是，在起草环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要积极主动介入。（3）专门委员会和工作机构本身是为代表服务的，但它们立法调研时，被邀请参加似乎成了代表的待遇。
从这几年的情况看，人大通过的一些改革性立法，在理论和实践中遇到不少纷争，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二是，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主导者推动和引导其他参与事物发展的主体去实现自己的认知结论，其他主体是被主导者。
这可能会让人认为：在立法机关那里，关于主导环节、主导主体、主导事项和主导程序的细化问题和相关法理问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研究，缺乏清晰的思路。那么，实际在对规划计划进行统筹安排的是谁？委员长会议恐怕是重要主体之一。